近日，环保部已将VOCs排放列入打赢蓝天保卫战新3年作战计划，并在着手制定治理行动方案。按照要求，到2020年，全国重点地区、重点行业VOCs排放总量将比2015年下降10%以上。

包含300多种不同成分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最突出、监管起步晚于其他污染物的VOCs如今为何反复被强调？治理又应如何推进？带着这些问题，一起看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如何解读。

柴发合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首席科学家

雷宇：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部副主任

张新民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研究员

彭应登：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

郑承煜：中国煤化工VOCs治理技术中心主任

凌炫：清洁空气创新中心高级项目经理

席劲瑛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、中华环保联合会VOCs污染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

魏巍：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、海湾环境董事长

一问、进入“后大气十条”时期，VOCs治理为何更受重视？

它是PM2.5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

柴发合：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，近几年空气质量改善有目共睹，但也要看到，PM2.5平均浓度仍超国家标准约1倍，尤其是北京，虽实现了“大气十条”目标任务，但PM2.5浓度还是高出国标60%以上。所以，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还要打下去。

接下来怎么打？研究发现，随着治理行动持续开展，PM2.5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。硫酸盐含量显著下降，硝酸盐和有机物的占比反而增加，说明除此前重视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外，VOCs也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治理方向及难点。

雷宇：当前，以颗粒物和臭氧为特征污染物的大气复合污染，在我国形势严峻。一方面，PM2.5是影响大气环境的首要污染物，臭氧仅次于此；另一方面，自2013年实施“大气十条”以来，臭氧已成为6项环境空气质量基本评价项目中，唯一不降反升的污染物。而VOCs正是这两者的重要前体物，VOCs排放强度较高的地区，与PM2.5、臭氧浓度高值区分布基本吻合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相比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污染治理，VOCs防治在我国相对滞后，暂未对其排放实施业务化统计，控制和监管水平相对较低，现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中的重要短板，减排空间较大。为进一步推动空气质量改善，“十三五”时期应全面推进VOCs污染防治。

二问、现阶段，我国的VOCs排放主要呈现哪些特征？

四大污染源带来年排放2500多万吨

张新民：环保部去年对“2+26”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中，发现VOCs问题最为突出。同时，其排放来源复杂，规模庞大，污染物种类繁多。

从污染源看，根据《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，VOCs主要有四大来源：道路机动车、油品储运销等交通源，化石燃料燃烧和工艺过程等工业源，生活燃料燃烧、环境管理、居民消费等生活源，及包括生物质露天燃烧源、生物质燃料燃烧源等在内的农业源。

从体量看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2015年VOCs排放总量达2503万吨。其中工业源排放最多，约占总量的43%，主要包括石化、化工等细分行业。其次是交通源排放，占总量约28%，多为道路机动车油品储运销排放等。

在区域分布上，长三角以15%的贡献量、京津冀地区以10%的贡献量，处于VOCs重点控制区域前两位，涉及移动源、石油炼制、油品储运等多个需优先加强质量的重点行业。另要特别重视山东、河南两省，其对VOCs排放的贡献率已分别达10%、6%。

三问、针对VOCs治理，现已出台哪些标准、要求及支持政策？

正制定重点排放行业技术指南

彭应登：目前，我国针对VOCs治理的文件主要分为3类，即相关法律和管理制度、排放标准体系及技术法规。

国家层面，2010年环保部、发改委、能源局等9部委发布《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》，首次将VOCs列为重点控制污染物。2016年，史上最严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实施，VOCs首次被纳入监管范围，治理有了法律依据。去年9月，环保部、发改委、能源局等6部委再度联合下发《“十三五”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，这也是首个专门明确VOCs治理重点的指南。

此外，国家已发布的42项固定源排放标准中，有14项涉及VOCs控制，涵盖石油炼制、汽油运输、焦化等领域。

地方层面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区域，先后出台了30多项与VOCs治理相关的标准或技术法规。其中，北上广等地的相关工作走在全国前列。

不过，相比当前治理需求，上述政策仍显滞后且不够健全。如VOCs涉及种类多、行业多，以无组织排放为主，但诸多排放行业目前并无控制标准。已有标准中，有的甚至20年未更新，限值浓度较宽松，难以满足现阶段治理需求。再如，部分地区虽出台了地方VOCs防治法律条文，但仅限于突发性事件，缺少环境准入、风险评估等具体要求。

目前国家正在着手针对重点排放行业制定技术指南，现已完成约10个行业的初稿。

四问、既有政策条件下，我国治理现状如何？

尚处起步阶段，各方职责难明晰

彭应登：我国VOCs治理尚处起步阶段。由于此前的治理重点多放在除尘、脱硫和脱硝等方面，导致减排与控制进展缓慢。已有监测站点主要据行政区划分，且多集中在中东部地区，不利于掌握VOCs污染的扩散特征和主要污染源排放等情况。

同时，我国VOCs治理的职责分散于地方环保局的不同部门，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仅提供必要的业务指导，区县环保部门实则承担了大部分管理工作，易出现部门间互相推诿责任或争夺管辖权等情况。近期对环保执法部门垂直管理的规划，或利于提升VOCs管理水平。

郑承煜：以煤化工行业为例，仅低温甲醇洗一项工艺环节，VOCs排放动辄达10万-20万立方米/小时。治理在技术层面并无问题，但这么大体量排放，目前并未得到足够重视，甚至整个行业的VOCs治理都未真正开展起来。

国家对VOCs治理虽有要求，却暂无专门针对煤化工行业的标准。相比其他行业，煤化工VOCs排放监管也较为薄弱，尚未建立相关责任机制、总量控制等要求。这给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，治理与否差别不大，导致企业对此态度并不积极。

凌炫：实施VOCs科学管控的前提是监测。但这项工作在我国刚开展不久，针对在线监测技术的评估体系尚未建立，监测执法也未形成常态。已开展在线监测的部分地区、园区及企业，多以非甲烷总烃类为主要监测对象，难以全面反映VOCs实际污染特征及状况，或科学准确地核算总量。

实际上，已查明的VOCs成分达300余种，我国重点关注的也有56种。它不像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物理化学性质单一的污染物，可使用相对单一的监测方法及设备。VOCs监测，既要考虑不同物质的个体情况，也要兼顾混合VOCs相互干扰、识别等问题。此外，广泛的排放源也加大了监测难度。

五问、面对制约，行业层面如何推进治理？

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，分类精准施策

张新民：首先，监测应步入常态化，构建主要工业源、无组织源等来源的监测技术，完善优化监测点位，使监测结果足以科学反映全国VOCs排放、变化等情况。同时，研究建立适合我国VOCs特征及监测目标的方法体系，补充完善监测标准。基于不同污染特征和管理目标，不同地区要因地制宜选择监测的可行技术和最佳方案。

行业层面，如石化、有机化工、储存和运输等重点排放领域，可结合各自排放强度、排放时段等，有针对性地制定排放标准和工艺设计。对炼焦化工业、储油库、加油站等已有标准的行业，及时修订更新落后、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的方法及相关内容。

雷宇：不同来源的VOCs治理应分类施策。如对交通源，可通过“车-油-路”统筹措施，全面推进机动车VOCs排放控制和油品储运销油气回收治理。

对工业源，通过结构调整促进绿色转型，在重点地区、重点行业实施大型减排工程，结合达标排放和排污许可管理等要求，实现总量削减，进而带动其他地区、行业VOCs污染防治。尤其是石油炼制、石油化学等行业，应严格根据标准要求优化生产工艺过程，全面推进泄漏检测与修复，重点针对储存、装卸、废水系统、工艺有组织废气、非正常工况等环节管控，确保按时全面稳定达标排放。

对生活及农业源，通过减少散煤和生物质燃料使用，提升居民生活消费有机溶剂产品VOCs含量限值标准。

六问、能源企业如何强化治理应对？

因地制宜开展“一企一策”清洁生产

席劲瑛：因排放特征复杂，且现有市场的技术、资质要求和决策过程各不相同，VOCs治理不能简单“一刀切”，企业应根据自身污染源特点和需求合理选择技术。

企业还应有一定前瞻性。随着治理进入“深水区”，关注点也将从高浓度VOCs气体向中低浓度延伸，从生产工艺排放向非生产工艺扩展，如处理“三废”产生的VOCs就属后者。企业新建、改建或扩建项目时，应全面考虑治理需求，推动末端治理更多向源头治理、综合治理转化。既要注重末端成效，也要重视整个生产过程的清洁化、生态化，从源头进行减排。

郑承煜：对于煤化工行业，部分挥发性有机物可回收利用，如煤制甲醇。以一个400万吨项目为例，如不进行处置，每年挥发掉的甲醇高达8000-1.2万吨。目前，技术层面完全能实现回用，既可有效治理VOCs排放，也将产生经济效益。

魏巍：在排放“大户”石化行业，VOCs年排放量达4000多万吨。企业面对上百种特殊污染物，如何将分散排放收集起来，再进行集中处置？目前，我们正在把山东淄博作为一个试点，对这里300多家石化企业进行逐个排查，建立“一厂一策”的治理方式。减排不再是突击式、运动式，可实现精准化监测与量化治理。

雷宇：很多“散乱污”企业同样涉及VOCs排放，应全面排查、落实取缔。以河北廊坊为例，测算表明，取缔“散乱污”企业可减少VOCs排放20%左右。

同时，还应提高VOCs排放重点行业环保准入门槛，推进新建涉及排放的工业企业全部入园。企业可实施错峰生产，夏秋季重点对臭氧生成影响大的行业实施调控，冬季重点针对PM2.5生成贡献大的行业，并落实到企业排污许可证和应急方案中。